為慶祝建團100周年，團結引領廣大團員青年永遠跟黨走、奮進新征程，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特開設“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史”專欄，讓我們一起走進中國青年運動史，追尋信仰之光，勇擔青春使命。

　　1936年

　　1月3日平津學響應黨“到工農兵中去”的號召，組成了南下擴宣傳團，沿平漢路南下，走向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幫助農民成立各抗日救國組織。21日上海大中學生也組織救國宣傳團，沿京滬線（即今滬寧線）到農村宣傳。最后，他們都被反動軍警強制押回北平和上海，但他們受到了教育，也在農村播下了抗日種子。

　　1月22日-29日為支持一二九運動，國際學聯決定此時為“全世界援助中國青年周”，號召全世界學生支援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

　　2月1日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先進青年的抗日救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它是在一二九運動中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的基礎上組成的，也是共青團改造過程中，在國統區成立的一個重要的青年抗日救國團體。它的任務是動員和組織青年參加抗日救亡斗爭。

　　3月31日北平十七中學學生郭清遭國民黨政府非法逮捕慘死獄中，愛國學生悲憤萬分，要求學聯立即采取行動，學聯當時反映了一部分進步同學的急躁情緒，決定舉行“三·三一”抬棺游行，參加游行人數約二千余，幾乎都是各校骨干。當隊伍走到南池子時被軍警打散，五十多人被捕，許多人受傷。這次活動不僅使得大批學生骨干暴露，各校學生會和北平學聯受到了很大損失，而且也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

　　4月5日當時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同志給北平同志寫了一封信，題為《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批評了“三·三一”抬棺游行的行動，指出郭清同志是應該追悼的，但不應采取這樣的方式，這樣的行動再有一次或幾次的話，會使你們完全脫離廣大群眾，使許多組織塌臺，使許多同志和先進的愛國志士被捕殺。不久劉少奇同志又發表《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等重要文章，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白區工作的策略來教育黨團員，使抗日救亡運動持久和擴大。

　　5月29日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即中華全國學生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約三十人左右，其中有來自各大城市的學生代表，上海各救亡團體的代表也列席參加。大會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要求發動全面抗戰。大會決定把“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改名為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全國學聯成立以后，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日內瓦召開世界青年大會，中國學聯派陸璀為代表參加，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學生運動和世界各國學生運動的聯系和團結。

　　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開赴陜北前線“剿共”。張、楊由于我黨的長期工作，不愿打內戰，于是共謀要對蔣“苦諫”，促其停戰議和，如無效則準備“兵諫”。9日西安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萬余人示威游行。反動軍警開槍打死了一小學生。憤怒的青年學學便向華清池進發，向蔣介石請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下令張學良制止，否則“格殺勿論”。張對群眾竭力勸阻，但愛國群眾的抗日熱情，使張學良深為感動。他表示保證一周內回答群眾的要求，張學良在向蔣介石“苦諫”失敗的情況下，于12日和楊虎城扣留蔣介石，逼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

　　1937年

　　2月4日-9日民先隊在北平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參加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個地方隊部的六千多隊員。大會通過了《政治綱領草案》、《組織法》、《政治及工作決議案》以及《告全體隊員同志書》。《組織法》提出“民先是一個民眾救亡的先鋒團體，它在整個民族解放過程中，走著骨干的推動作用”，“并且是一個實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軍事性質的隊伍，要隨時隨地學習軍事知識與技能，并在民族解放過程中武裝自己及武裝民眾”；同時，還具體規定了入隊的條件。這次大會正工成立了全國民先隊總部，選舉李昌、李哲人，劉導生等為全國總部負責人。

　　2月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期間，北平學聯發起組織了包括北平、天津、保定、青島等地的華北學生獻旗團，到南京敦請蔣介石抗日并擴大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獻旗團到南京時，遭到軟禁。

　　4月12日在延安召開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三百余人，代表二十萬有組織的青年群眾。國共兩黨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出席會議并講了話，馮文彬同志在會上作了工作報告。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青年應該團結起來，宣傳新的口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準備對日抗戰，并為這些主張而奮斗。周恩來同志指出：青年要想五件事：東北四省青年的奴隸生活及英勇的反抗：全國各地特別是華北青年學生的救亡運動；上海青年工人的反日斗爭；綏遠抗戰中的青年軍人；西安事變中學生擁護和平的奮斗；從而定出全國青年的綱領。大會通過了《關于救亡運動任務的決議案》，擬訂了《全國青年救國綱領草案》和《中華青年救國聯合會組織簡章〈草案〉》。確定以“一切為著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作為青救會的中心任務。最后，大會決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簡稱“西青救”），作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機關，并決定在全國青年救國聯合會成立之前，西青救為全國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領導機關。

　　5月黨中央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北平市委書記黃敬、清華大學黨支部楊學誠、師范大學黨支部林一山、北平民先隊總部李昌等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議期間接見了他們，并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資產階級改良主主義，正向北方青年發生影響，企圖把他們從前線拉到后方，從奮起中拉到平凡安靜，從領導寺位拉到尾巴主義，撲滅北方青年在民族民義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北方青年應該同這種改良主義者作斗爭。對改良主義者的傾向和影響應該加以嚴格檢查和完全克服”。楊學誠和李昌同志在大會發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學生的思想情緒，從不同角度對黨的新的策略方針，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和顧慮。毛澤東同志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中，作了正確的解答，提出新形勢下黨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為青年參加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戰作了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接著，黨中央又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劉少奇同志在會上作了報告，強調在新的形勢下，活動要從非法轉到合法，把群眾運動廣泛開展起來。同時指出，抗日戰爭即將到來，華北的同志要準備脫下長衫，拿起武器開展游擊戰爭。

　　7月15日“七七”全面抗戰爆發后，黨中央立即通電全國人民，號召實行全民族抗戰，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15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也為蘆溝橋事件發表了致全國青年的通電和給全體青救會員的緊包動員報告，號召全國青年實現救國大聯合，一致抗戰到底，走上華北前線，保衛國土。

　　8、9月在黨的號召下，一批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特別是民先隊員，奔赴各抗日根據地，與廣大工農群眾，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進行抗日斗爭。在河北，楊秀峰同志率領一部分平津和保字流亡學生組成的一支抗日游擊隊。轉戰在太行山上。在山西，有許多人參加了薄一波同志領導的新軍和犧盟會；還有許多人參加了八路軍一二零師。在山東，一部分南下的民先隊和濟南學生組成一支山東縱隊，后來和八路軍東進部隊會合，建立聞魯西北根據地。同時，陜甘寧邊區在三萬青年走上抗日前線，參加武裝斗爭和各種抗戰活動。

　　10月為了滿足青年戰時教育的需要，培養大批的青年工作干部，西北救國聯合會在黨的領導下，創辦了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以后通稱安吳青訓班）。青訓班名譽主任是朱德同志，具體領導是西青救黨委會。10月11日，青訓班第一期開學，馮文彬同志兼主任，少華任大隊長。以后青訓班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起初叫“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后改為“戰時青年訓練班”，最后改成“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它先后共培養了一萬多名青年干部，奔赴抗日斗爭的各條戰線，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作出貢獻。青訓班創辦時在陜西三原縣斗口鎮，后來遷到涇陽縣的云陽鎮，以后遷到安吳堡，所以，通稱安吳青訓班。由于形勢的需要，青訓班于1939年7月遷移晉東南。

　　11月武漢開始籌建青年救國團。它的主要成員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武漢青年。后來在宜昌、沙市以及河南、江西、蘇北和魯南一帶也發展了組織，成員除學生外，還有一部分工人。青年救國團建立后，積極團結廣大抗日青年，開展抗日愛國宣傳。

　　12月31日周恩來同志應武漢大學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抗戰問題研究會”的邀請，向師生員工作了《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與任務》的講演。在講演中對國內形勢和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作了深刻具體的闡述。他指出，當前時代不能與過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代相比。過去是對內的、局部的政治斗爭；現在卻是對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的抗戰。青年的任務是到軍隊里去，到戰地服務去，到鄉村中去，到被敵人占領了的地方去，努力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1938年

　　2月23日國民黨陜西省黨部下令解散西安西青救等十三個救亡團體。西青救聽到消息后，當即發表宣言，表明自己立場：一、西青救向來主張青運統一，需要統一、集中、公開、合法、可由省黨部統一領導；二、明令解散的辦法不能達此目的，而西青救為二十萬青年代表，以民主產生，會員遍及西北各省，在法理人情上均不能解散；三、未登記的可以繼續登記，請予以批準。這些要求沒有達到，但西青救克服各種困難，堅持繼續工作，不斷爭取合法地位和公開工作。

　　3月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武漢召開了中華全國學生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七十人。會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發動學生深入農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4月為適應當時任務的需要，民先隊總部在西安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重新修訂了民先隊的章程。以后，民先隊組織得到進一步發展，到1938年6月，民先隊員發展到五萬多人，成為全民抗戰中的一支積極力量。任弼時同志曾對民先隊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在‘一二九’運動中產生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僅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戰以后大批民先隊員走上抗日前線，在堅持敵后斗爭、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6月世界學聯五個代表團到達延安，熱烈稱贊青救會宗旨正大，工作努力，生活艱苦，不愧為中國青年的模范，并即加入為名譽會員。

　　7月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還召開了全國青年救國團大會。在長江局的領導下，蔣南翔、宋一平、李昌、楊學誠、黃華、于光遠等同志參加并領導武漢地區的青年工作。

　　7月國民黨逮捕了西北青救會駐西安的負責人何志誠，民先隊的李連璧、于志遠等五人，時稱“西安五青年”黨立即領導了“營救五青年運動”，連續組織幾次游行示威，又發動各界人士開展簽名運動進行抗議；同時，組織各學校、各團體輪流去監獄慰問，大學生在監獄門前抗議示威。九月，反動當局被迫釋放了五青年。

　　8月國民黨日益加緊法西斯統治，強迫解散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先隊組織（根據地的民先隊組織、于一九四零年后并入青年救國會）。同時、在武漢還強迫解散了“青年救國會”和“蟻社”。

　　11月西北青年救國會在延安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除西青救的代表外，還有華北、華南、南洋等地的青年團體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會上中共代表作了《在抗戰建國的目標下來團結全國青年》的報告，朱德同志作了《青年把抗戰建國事業擔當起來》的重要講話，林柏渠同志作了《介紹邊區工作經驗給全體青年》的發言。大會發表了給全國青年的宣言，通過了《抗日少年先鋒隊章程》，和《兒童團組織章程》，并決定成立“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聯合辦事處，”作為全國青年抗日救國運動的領導機關。當時黨內有中央青委，主要負責人是陳云（書記），馮文彬（副書記），李昌和黃華負責組織，胡喬木和劉光負責宣傳。

　　1938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寇的瘋狂“掃蕩”，為配合部隊作戰，保衛敵后根據地，邊區青救會在黨的領導下，組織了一支地方青年武裝，叫做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青抗先”。青抗先在八個抗戰中，對擴大主力部隊，協助主力部隊作戰，支援前線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對敵作戰中，創造了地雷戰、交通戰、麻雀戰、地道戰等等，給敵人很大的殺傷。

　　1938年廣州的幾個先進青年救國團體聯合組成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它的成員有學生、工人、店員和教職員。1938年10月，日寇逼近廣州，“抗先”根據黨的指示，組織隊員和隊外青年，參加了“戰地工作隊”，分赴戰地敵后，開展抗戰的動員宣傳工作。1939年初，“抗戰”召開了第一次全省代表會議，正式通過隊章、隊徽、成立了總部和東江、西江、北江、中區四個總隊辦事處。會議決定到敵后去，開展抗日武裝斗爭。1939年12月在韶并舉行第二次全省代表會議。與會代表一致堅決表示拒絕“加入”三青團，粉碎國民黨融化“抗先”的陰謀。1940年在國民黨反共高潮中，“抗先”被迫解散。

　　1938年-1939年一大批革命知識青年，為了尋求真理、挽救祖國危亡，沖破敵人種種阻撓，從全國各地奔向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和青訓班進行學習，以后成為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一支重要力量。